黑莓与股东就集体诉讼案达成初步和解将赔偿1 65亿美元

如果裁决者主动发展如何处理的具体内容，就意味着他们在创造具体政策，且运用一种命令—控制方式对系争问题进行处理。

为了适应行政管理的变化，需要构建一个定期评估机制，将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运行按照效益、效率等指标进行考核、评估，对于集中的权限进行适当调整，避免僵化。两集中就是把同一行政部门内部分散在各处室的行政许可权，集中到一个内设机构办理，把各部门相对集中行使行政许可权的机构成建制地纳入行政服务中心窗口，集中为社会服务。

[4]郑传坤、易学志、刘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制度构建研究，载文正邦主编：《宪法与行政法论坛》第3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对行政权力的配置及其行使必然产生影响。例如2000年发布的《成都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若干规定》第8条规定联合审批事项由主办部门统一受理，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后，负责向申请人作出答复。既然是行政权力的重新配置，理论上必须首先解决什么权力、多少权力可以集中以及集中后的权力制衡机制。（2）《昆明市外商投资审批办法》第1条，昆明市政府1992年8月23日发布。

目前已有宁夏、广西、安徽、四川、西藏、吉林、海南、天津、甘肃建立省级政务大厅或者行政服务中心。第26条规定：行政许可需要行政机关内设的多个机构办理的，该行政机关应当确定一个机构统一受理行政许可申请，统一送达行政许可决定。(64)阿克曼据此认为，把恐怖主义上升到敌人的高度，并以战争的手段和方式来对付他们，是一种过度的非理性的反应。

在这些议题上，行政机关的专业人员很多，比如现行军事系统中工作的属于行政机关的雇员就多达120万人。首先，宪法规定，总统不仅仅是行政权的首脑，而且还是合众国陆军、海军和征调为合众国服役的各州民兵的总司令(commander—in—chief)。杰斐逊之所以如此急切，不顾美国宪法明确地将外国人归化为美国公民的权力授予国会的规定，是因为这种机会千载难逢，转瞬即逝。⑨在战争中，总统往往大权在握，决定和战争相关的各种国内外政策。

来源：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1/09/20010920-8.html，2013年11月1日访问。行政机关可以虚虚实实，通过信息的隐藏和保密来向敌人和对手传递虚假信号，在斗争或谈判中取得优势地位。

②在当时刚刚经历了英国议会压迫的美国国父们的眼中，国会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担心的最强大和最危险的部门。对于二者的关系，洛克曾经在《政府论》下篇对行政特权(prerogative power)的论述中进行过详细阐释。事实上，拿破仑不久就开始表现出反悔的迹象。但不论如何，林肯的宪政独裁没有持续，没有使行政权一直保持独大。

在政治的逻辑中，911事件不仅仅意味着死亡，更意味着受难和羞辱。而对于战争权力决议为总统设定的使用武力的条件和期限，里根、克林顿和奥巴马都以实际行动表明，这个规定并不能约束总统的作为三军统帅的权力。宪法规定，总统应负责使法律切实执行。(63)阿克曼希望通过这种设计，一方面使得总统仍然有可能在真正的紧急状态下得到其需要的特权，另一方面则使国会真正负担起监督和制衡的功能，确认总统是在真正的紧急状态下行使特权。

在霍尔姆斯看来，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政治显然是非理性的，它经常性地突破宪法和法律的限制，诉诸人们的恐惧来进行治理。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宪法中的一些条款还授予了总统特殊的权力和职责，这些条款为行政权突破正常状态下的行政权力边界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

而反恐也不仅是一场避免更多死亡的安全保障，它更是一场捍卫荣誉和尊严的战争。例如共和党会常常指责民主党总统实行共产主义，而不会讨论某项福利政策是否真的能帮助那些最弱势的底层人民。

  二、行政权扩张的宪法路径 如果说紧急状态是行政权扩张的客观原因，那么美国宪法则为行政权的扩张留下了法律上的后门。(47)自从1976年该法案通过，每任总统都曾经宣布过紧急状态。相反，如同小施莱辛格在《帝制总统》所说，总统权在二战时候才刚刚开始复活(resurgent)。例如在紧急状态的压力下，决策者不希望暴露他们的错误，他们会恐慌并且感到不得不做些什么，他们不希望听到坏消息，或者他们会变得不太考虑长远打算。例如，在1942年，当罗斯福准备入侵北非时，美国国内正面临着严重的通胀问题，而国会却在当年制定了一项价格控制法，否认政府设定农场最高价格的权力。林肯认为，总统宣誓的誓言已经授予了他一种特殊的宪法责任，这种责任要求通过所有可能的方法去保存宪法作为其基本法的政府和民族。

在实践中，只要总统说这是一个国家紧急状态，这就是一个国家紧急状态。罗西特认为，为了更便于处理紧急状态，总统权力将不可避免地膨胀甚至走向独裁：宪法权力将集中在总统身上，政府政策将突破其平日的限度，行政机关将不受宪法禁令的限制。

紧急状态之所以很难以法律来预期和规制，主要原因就在于紧急状态和行政权的决断遵循的更多是政治的逻辑，而非纯粹理性的逻辑。从1976年到2001年期间，总统32次宣布了紧急状态。

而曾经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执教过宪法课程的奥巴马总统也同样劣迹斑斑：没有经过国会同意就对利比亚使用武力，没有经过任何审判和司法程序就直接用无人机炸死美国公民。对于这条会引起美国基本食物物价飙升，可能威胁战争胜利的法律，罗斯福威胁国会，如果国会不撤销这条法律，他将不执行这条法律。

正如总统制专家、因在小布什政府司法部撰写酷刑备忘录而闻名的约翰·柳(John Yoo)所说，战争对于行政权就像是一剂催化剂，它使得行政权燃烧得更明亮，更迅速。(15)另一方面，行政部门的科层制也使得信息能够得到较好的保密。阿克曼在评论这一事件的时候认为，这是一件国家丑闻。如上文所述，在自由主义法学的理性框架中，现代政治中的很多紧急状态其实并非紧急状态，很多战争也并非真正的战争。

(27)林肯的引文来自于他在1861年7月4日对国会的著名演讲，参见Paul Brest, Sanford Levinson, Jack M. Balkin, Akhil Reed Amar, and Reva B. Siegel, Processes of Constitutional Decisionmaking, 5th ed., Aspen L. Bus. 2006, p. 278. (28)宪法第二条第2款规定：总统在开始执行职务前，应作如下宣誓或代誓宣言：我庄严宣誓：‘我一定忠实执行合众国总统职务，竭尽全力维护、保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在这一点上，行政机关显然拥有国会和法院所不具有的长处。

这或许是因为机缘巧合，因为林肯被刺杀，而继任的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则因在政治立场上和当时的共和党人相左，在战后的重建中被共和党人所把持的国会所严重制约。在紧急状态下，国家往往面临着难以对付的敌人和对手，而这就意味着决策者在收集处理信息和做出决策的前提下，也必须同时善用权谋，而不能过于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

当国父们制定美国宪法时，他们心目中所设想的是远离民粹和僭主的共和政治。在法律力量的帮助下，行政权变得更加有恃无恐、难以制约。

毕竟，恐怖主义只是刑事犯罪的升级版本，没有必要以战争的方式来处理。  摘要:  行政权在处理紧急议题时的比较优势和宪法上的法律路径使得行政权急遽扩张，但只有在二战后行政权才被自由主义法学视为宪法的威胁者。如同阿克曼所指出的，和阿富汗的战争可以视为战争，但和恐怖分子的战争不能视为战争，因为恐怖袭击是现代技术发展和军火市场监管不严所带来的后果。这个办公室直接听命于总统，在法律意见上和总统保持高度一致。

行政机关固然有专业性很强的行政部门，但国会也拥有各种专业委员会、议员幕僚、利益集团来帮助国会成员分享信息。最后一个使得行政机关在处理紧急状态时具有优势的原因或许在于行政权更善于权谋，更擅长做出较好的决断。

而民主党则常常指责共和党总统实行政教合一政策，而不去讨论某项宗教政策是否有益于人民德性的培养。在这种背景下，曾经只用来形容战争等严重危机的紧急状态成为了政治生活中的家常便饭。

远离了中间选民的极端主义、不理会国会和法院的单边主义之所以被阿克曼视为危险，就在于它们排斥依赖于对话和审议的理性政治，而依赖于某一小拨选民的意志或行政权的单方决断。正是在这种希望规制紧急状态、将紧急状态最大限度理性化的考虑，使得很多自由主义法学家提出了紧急状态的宪法。